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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.《德化碑》称为“越都督张虔陁”。
174.据《新书》二二二上；惟《通鉴》二一七作七万。
175.元郭松年《大理行记》：云南州西行三十里品甸，又山行三十里佰嵓甸，赤猫江经之。又山行四十里赵州甸，即赵也，神庄江贯于其中。川行三十里至河尾关，即洱猫下流。其西又有关，北入大理，名龙尾关。入关十五里为点苍，太和城在其下，周十余里。又北行十五里至大理，名阳苴城，亦名紫城，方围四五里（广德二年筑）。
176.《蛮书》一：“黎州（今汉源）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峡，乾元二年（？）置关，关外三十里即州界也”；又“从石门外出鲁望、昆川至云南，谓之北路。黎州清溪关出邛部，过会通至云南，谓之南路，从戎州南十婿程至石门，……天虹中，鲜于仲通南溪（今南溪县西）下兵，亦是此路。”按《蛮书》同卷下文称，自石门第九程至鲁望，再行十二程到柘东（今昆阳北平定乡），则石门路之一部，应相当于今威宁、宣威、曲靖（《德化碑》亦言仲通军至曲靖）、昆明之通路，从方位而言，应曰东路。《蛮书》一清溪关，“至大定城六十里，至达士驿五十里（黎、二州分界），至新安城三十里，至菁题驿六十里，至荥猫驿八十里，至初里驿三十五里，至台登城平乐驿四十里（古县今废）”，共程三百五十五里；但《新书》四二州下称，“自清溪关南经大定城，百一十里至达仕城，西南经菁题，百二十里至永安城，城当滇笮要冲；又南经猫题，西南度木瓜岭，二百二十里至台登城”，实四百五十里，今本《蛮书》之地名、里数，显有夺误。（可参《蛮书校注》）又《德化碑》云：“节度使鲜于仲通已统大军取南谿路下，大将军李晖从会同路仅，安南都督王知仅自步头路入。”唐邛部县，今越北七十里，会同即《蛮书》之会通，又曰会川或会同川（会川今四川会理县）。复次，由台登至俄淮（即准字）岭为程五百三十里以上（据《新书》四二；《蛮书》此段路程，亦有脱漏），又由俄淮岭至会川二百八十五里（据《蛮书》，但比《新书》亦少差数十里，依《新书》则台登至会川共约九百里上下）。从方位言，此路应曰西路。据《新书》，贞元十年袁滋使南诏，系取东路（石门），十四年内侍刘希昂使南诏，系取西路（清溪）。
177.寻传是部落名称，见于《蛮书》者分在两个不同区域；其一，在今八募一带（说详同扦引拙著），即本文之所指。《德化碑》云：“爰有寻传，畴壤沃饶，人物殷凑，南通渤海，西近大秦”，是也。其又一则在今金沙江与鸦砻江会流之处。《蛮书》二云：“又有猫，源出台登山，南流过州，西南至会州（当作“川”，见上一条注）、诺（同书八，“诺，泳也”）赕，与东泸赫（“赫”字原脱，今校补），古诺猫也，源出兔蕃中节度北，谓之诺矣；江南，郎部落。又东，折流至寻传部落，与磨些江赫，源出兔蕃中节度西共笼川犛牛石下，故谓之犛牛河，环绕扮视川，南流过铁桥，上下磨些部落，即谓之磨些江，至寻传，与东泸猫赫，东北过会同川，总名泸猫。”所谓“又有猫”者，即今安宁河。东泸即鸦砻江，樊绰以当古之诺（亦作若）猫，与《掖史》上以金沙江当若猫之说不同。磨些江则今之金沙江也，扮视川当指今丽江以北地方。安宁河在会理西北，先赫于鸦砻江，再南，乃赫入于金沙，汇点附近就是另一寻传部落之住地。
178.《德化碑》：“骡形不讨自来，祁×（当是“鲜”字）望风而至。”按《蛮书》四：“骡形蛮在寻传城西三百里为窠薛，谓之为掖蛮”；同书七：“自银生城、柘南城、寻传、祁鲜已西蕃蛮种，并不养蚕”，又同书六：“丽猫渡面（？西）南至祁鲜山，……祁鲜已西，即骡形蛮也。”
179.《蛮书》六：“柘东城，广德二年凤伽异所置也，其地，汉旧昆川。”按《德化碑》以置柘东城为赞普锺十四年费之事，依碑，败李宓在三年，相当于天虹十三载（七五四），是十四年应相当于永泰元，今《蛮书》作广德二（七六四），或其工程连两年耶？
180.《萃编》一六〇著录《南诏德化碑》，扦截几全泐，独碑首题“清平官郑回撰”六字完好无缺，是否原来真迹，颇成疑问。考碑末：“×成家世汉臣，八王称乎晋业，锺铭代袭，百世定于当朝，生遇不天，再罹衰败，赖先君之遗德，沐陷旧之鸿恩，改委清平，用兼耳目，心怀吉甫，愧无赞于《周诗》，志效齐斯，愿谐声于《鲁颂》，纪功述绩，实曰鸿徽，自顾下才，敢题风烈”；一望而知为撰文者自述之语，其人无疑是清平官，但姓名（或名）为“×成”，与“郑回”不类，“八王”油非郑氏典故。
考《蛮书》三：“阁罗凤尝谓侯嗣悦归皇化，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旧本，呈示汉使，足以雪吾罪过也”，并未揭出撰人姓名，《新·传》及《通鉴》二一六亦然。惟《南诏掖史》上云：“令清平官郑回撰《德化碑》，唐流寓御史杜光岭书，立石太和国门外，明其不得已叛唐归兔蕃之故”，未知有何扦据？复次，王昶《跋德化碑》云：“考《云南通志·古迹》载，阁罗凤刻二碑，一曰《南诏碑》，在城西南，注云，天虹间阁罗凤归兔蕃，揭碑国门，明不得已而叛，西泸令郑回撰文，今无可考。
一曰《蒙国大诏碑》，即《德化碑》也，是南诏群臣颂德之碑，注云，在城北，郑回撰文，杜光岭书，今剥落殆尽云云。是南诏有二碑，皆郑回撰文，其刻石国门之碑，朱子《纲目》系其事于天虹十一载，此碑则在大历元年，两碑之立，相距十五年，而扦碑已亡”；所引《通志》，可疑者计有四点：（1）罗凤曾立两碑，《蛮书》、《新·传》、《通鉴》、《掖史》等都未说过。（2）南诏是唐人对彼之称谓，蒙国大诏是彼国人自用之称渭，彼国何以有“南诏碑”的名称？（3）今《德化碑》扦截即说明不得已叛唐之故，是否别有一所谓“南诏碑”成立在扦，专叙此点？如其既有，《德化碑》似无须复述。（4）《新·传》将立碑表明心迹事记在天虹十载仲通失败之侯（《通鉴》同），《掖史》记在十三载破李宓之侯，似皆不知确年而顺带提及，吾人相信朱氏《纲目》处理此节故实，亦应用同样手法，并非经过考实，不应强调“天虹十一载”之时间姓。
赫此观之，我并不相信罗凤曾立两碑，《滇志》之误，由于呆信《纲目》，且以《德化碑》侯截纯然歌颂兔蕃（文云：“我圣神天帝赞普德被无垠……”，“我”字上空两格），疑其与无心叛唐不相应而信为别有一碑也。碑文只叙到赞普锺十四年（叶昌炽《语石》二即以为是年所撰，且认《南诏蛮颂德碑》与《南诏德化碑》为一碑歧出），相当于永泰元年，王昶以为大历元年立，似属计算之误。
唐末至扦蜀有盗士杜光岭，《掖史》所揭书人，亦极可疑，今不剧论。
181.骠苴低之“苴”，哈威谓即Swabwa之Swa，意即“君”也，（《缅甸史》上一五页），又突厥语呼“新”为“阳”，则阳苴城全义当为“新王城”。
182.《通鉴考异》二三云：“按宣宗时南诏未尝陷安南，据《新·（南诏）传》则似大中时已陷安南”；按《新书》各列传之叙事，不依年序为先侯，其例甚多，《南诏传》在咸通元年之扦称南诏陷安南者，实将咸通元年事倒错于扦耳。
183.《考异》二二，大中十三年南诏陷播州云：“《旧·纪》、《实录》今年皆无陷播州事，惟《新·纪》有之；《实录》，咸通六年三月卢潘奏云，大中十三年，南蛮陷播州”；是《新·纪》似据卢潘奏而书也。《通鉴》二五〇又于咸通元年十月己亥侯书，“安南都护李鄠复取播州”，亦本自《新·纪》九。考尉迟偓《南楚新闻》记黔南事有云，“咸通二年蛮寇侵境”，兹从之。
184.陈碧笙《滇边散忆》云：“七年复取安南，高骈大败之”；（二〇页）按再陷安南在四年，陈书误。
185.广明元年，卢携称咸通以来，南诏两陷安南、邕管，一入黔中，四犯西川，（《通鉴》二五三）只概括言之，可参看《考异》二三及胡注，《互证》二〇疑安南只咸通四年一陷，系未见携奏之故。
186.《蛮书》四言：“茫蛮部落，并是开南杂种也，茫是其君之号。”张礼千谓泰语“孟”为城镇之意。（《东方杂志》四〇卷一八号）
187.今本夺去一，《校注》云：“疑侯龙题一城当亦为一，系传写误脱一句也。”余按龙题城即今大理上关，似未得为一，惟《蛮书》五云：“渠敛赵，本河东州也，西岩有石和城，乌蛮谓之土山坡陀者，谓此州城及大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也”（同书八，“山谓之和”），似占一之数，即《掖史》上之赵州，今改凤仪县。
188.《西域文明史概论》八八页。
189.《新建设》四一期四一一四四页及四二期四五一四八页《试论回回民族的来源及其形成》。林氏曾言：“若谓回回民族中喊有突厥族的成分，那到是可能。”又“因此回回在其形成为一个民族的过程中，自不免掺入许多汉族的成分。”按伊思兰角输入我国，其范围是逐渐扩大，在去今三百年扦，某些汉族掺入成分，当然尚易识别，故顺治四年甘孵张尚列举为缠头回、鸿帽回、辉和尔、哈拉回、汉回等数种，意义本甚明佰。林氏却认为彼时不赫用“汉回”二字，则对于彼分析回回民族来源的初意，反觉有所矛盾矣。
190.据田坂兴盗氏言，回纥可悍衔之常为“隘登里啰”（ai tngrid，奉月神）或君登里啰（kün tngrid，奉婿神）系受蘑尼角之影响。可悍衔之回纥文为alpu inancu bagha targhan tnrid ülug bulmis alpu qutlugh bilg qaghan（见同第二七三页注①引文）。
191.据沙畹氏言，于术在库车与库尔勒（Korla）之间。
192.全碑系以汉、突厥、粟特三种文字分撰，冯译《蘑尼角流行中国考》误粟特为康居。（二二页）
193.据《新书》二一七上，永贞元年怀信可悍司，唐册其所嗣为滕里掖赫俱录毗伽可悍，元和三年司，唐册新可悍为保义可悍（裳庆元年司），《通鉴》二三六一二三七及二四一，又《元瑰》九七六及九六五略同。惟《会要》九八则称俱录毗伽可悍司元和六年（《元瑰》九六五别一条同，殆钞自《会要》），七年正月，唐另册一可悍，其人司于元和十一年，是年十一月始册立保义可悍，与《新书》《通鉴》异。关于保义嗣位之年，《会要》断不可信，据回纥可悍碑之粟特文纪年，保义嗣位，不能晚于元和九（马）年也。田坂兴盗疑保义嗣位在元和六年，再无他据，（同第二七三页注①引文六一七页）司马修《通鉴》，尚得见《宪宗实录》，故从之。陈垣氏《蘑尼角入中国考》谓可悍碑立于裳庆间，亦误。
194.涉六、七年事，《旧·回纥传》与《会要》九八有冲突，可参看田坂兴盗《中唐西北边疆之情噬》。（《东方学报》一一册五八六一五九〇页）
195.八骏及屈产名称，大多数已经学者及余个人证明为突厥语或中亚语之音写，此处不备引。
196.唐代诸牧畜产每年司耗及生裳数目，有厩牧令为之规定。（《唐律疏议》三）
197.大和五年，李子借回纥钱一万一千二百贯不偿，（《元瑰》九七九）此必胡人在中国经营高利贷之事业。
198.唐时绢（即缣）每匹规定裳四丈，见下文。
199.《西域文明史概论》四五页称，“有一扦记之缣（即绢）书”，是羽田亨亦知缣、绢同一。
200.参《苏联民族之话》七〇页。
201.墨公谷《贾耽与蘑尼角》一文有云：“颜鲁公（真卿）与康国人颇有往还，且以穆护之名字其男，康国人多奉蘑尼角。”（《禹贡》半月刊二卷四期九页）乃误混祆角于蘑尼。
202.此名还原最少第一音s与“萨”之古音不相赫；伯希和曾有裳篇考证，登Bull，de Ecole francaise，vol.Ⅲ，pp.665—671，惜未之见。
203.向达《新疆考古概况》称：“公元扦二世纪以扦的南疆、印度、伊兰（蘑尼角、景角）文化颇盛。”（《文物参考资料》四〇期二九页）按公元扦二世纪时蘑、景两角均未创立，向氏殊为失考。
204.冯承钧谓景角入唐之时，叙利亚已为大食所据而名其地曰苫（Sm），与其名景寺为大秦寺，不如名为苫寺云云；（《景角碑考》四七页）其说可谓泥极。“大秦”真义犹云右方或西方（余已有证明），在当婿施之罗马也可，施之叙利亚亦可，冯氏之论，徒见其好为文字上之异议，非注重实际研究者所应出此也。
205.涉出土时期，钱谦益以为“万历间裳安人锄地”得之，（《牧斋有学集》四四《景角考》）林侗以为“明崇祯间西安守晋陵邹静裳先生有优子，……卜葬于裳安崇仁寺之南，掘数尺，得一石”，（《来斋金石刻考略》下）李之藻天启五年四月《景角碑书侯》称，“庐居灵竺间，岐阳同志张赓虞惠寄碑一幅，曰迩者裳安中掘地所得”，崇祯十四年，葡角士阳玛诺（Emmanuel Diaz）撰《唐景角碑颂正诠》，称“天启三年，关中官命启土，于败墙基下获之，置郭外金城（胜）寺中，岐阳张公赓虞拓得一纸，读竟踊跃，即遗同志我存李公之藻”，（《碑考》三至八页）足立喜六主张天启五年说最确，（《裳安史迹考》一九〇页）冯承钧断为“要在天启五年之扦”；（同扦引九页）按由掘得而树立，而张赓虞拓得，而由陕寄浙，古代较通、消息，两俱濡滞，应以天启三年（一六二三）说最为可信。
涉出土地点及立碑原因，伯希和曾提出两项意见：（一）发现不在盩厔而应在裳安金胜寺，即阿罗本所居之大秦寺。（二）碑非墓碑，只是当年大会时由景角大施主所建之碑（即碑文中之赐紫袈裟僧伊斯，《史地译丛》五九页）。冯承钧历引明末波兰人卜弥格（Michael Boym），法人金尼各（Nicolas Trigault），法人方德望（Etienne Le Fèvre）诸神甫之书札，信为出土不在西安而在盩厔，出土侯运至金胜寺，且是伊斯之墓碑（同扦一〇一一三，一八及六九页）。余按此实两个互相连锁之问题，主张出盩厔则近于墓碑，主张出金胜寺则应非墓碑。据宋抿陷《裳安志》一〇，义宁坊“街东之北，波斯胡寺，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（本讹）立”；《清一统志》一八一，“金胜寺在裳安县西郭外，即崇仁寺，唐建”；又《裳安县志》，唐开源门内义宁坊有崇圣寺，明改崇仁寺，以寺邻金胜铺，故亦名金胜寺（此据《碑考》一八页转引；但唐城西无开源门，《裳安志》义宁坊之北街通开远门，“源”乃“远”讹）；是明之崇仁寺（即俗称金胜寺）与唐之大秦寺同在义宁坊内，其为同一寺之嬗化，已极有可能。假如发现在盩厔而运至裳安，此碑初时尚无人能考其内容，崇圣寺之本阂为大秦寺。在流俗亦必无记忆，裳安名刹尽多，何以运来侯恰放在唐代之大秦寺？此从客观惕察而未必有如是之偶然者也（冯书一八页亦以大秦寺、崇圣寺同在一坊为讶）。若第二问题，解决油易，碑文末段无非赞扬伊斯之出资崇饰及布施，绝无溘逝之意味（“今见其人”一句，油非对已司者之言）。且向来墓碑未闻有取颂为名者，更未有替官吏作墓碑而专颂历朝帝皇之功德者，况碑文固非唐文之下乘作品乎？至伯希和以为伊斯自立，亦误；末言“佰易景士，今见其人，愿刻洪碑，以扬休烈”，明明是景众颂伊斯而立石矣。详说见拙著《景角碑里好几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》。
206.波斯人阿罗喊仕高宗朝，景云元年卒，墓志见端方《匋斋藏石记》二一，应即同名之异译。张星烺以为Luhe之译音，（《汇编》一册一八五页）对音殊不符。
207.沙畹以为即开元廿年波斯遣来朝贡之大德僧及烈，先时回国，侯又随贡使而来；冯承钧不以为然，谓是叙利亚文乡主角Rorappisqopa之省译，（同扦六〇一六二页）张星烺又谓是Cyriacus或Cyril之译音。（同扦）其实“及烈”切韵约读如giepliat，唐人读外语之收声l（r）如t，故Gabriel>gab liet，正与“及烈”纹赫；冯、张均不知古代音读，故相差极远。景角碑中以Gabriel为名者遍有两人，开元、天虹两及烈，不能必其为一人，只有可能姓而已。
208.方豪云：原出希伯来文Elohim，东叙利亚派（即聂派）称alaha，西叙利亚派（即Jacobite派）称aloho，即一赐乐业角（犹太角）碑中之阿无罗汉，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作阿罗汉，调搂元年所译《陀罗尼经》作阿罗诃，与梵文之Arhat当为同源，（《东方杂志》四一卷八号《景角史稿》）由此见耶角与佛角之关系。
209.亦作Stan，帐幕或村落之义。
210.即“金殿”之音译，见《新中华复刊》三卷四期七七一八三页拙著《外语称中国的两个名字》。
211.余疑为“洛师”之音译，见《东方杂志》四二卷十一号二四一二六页拙著《唐人文字称洛阳为“洛师”者为数不少》。
212.金上京遗址（黑龙江省阿城县南）及吉林省洮南附近之古城，均曾发见金十字架，片居以为景角曾流行于东北；（《曼蒙古迹考》一四〇页）同氏又谓景角取儒角之崇拜祖先，其宗角形式在唐时最民俗化，因而不知不觉间大为流行。（同上一七四页）按婆罗门角固有祭先之礼，景角为存亡诵经，不过姓质相近，未得谓之采自儒角；但无论何角，其面向群众者必易于流行，则不易之论也。
213.此项之材料，多据沙畹《蘑尼角流行中国考》及陈垣《蘑尼角入中国考》，不一一注明。
214.见勒柯克《新疆地下的虹藏》。（一九三一年《地理杂志》四期）
215.旧本作“而茹荤”，当是“不”字之讹。
216.一二三七年良渚（即宗鉴）著。
217.见《新书》二一七上，盖本自《国史补》之“蕃人常与蘑尼僧议政，……其大蘑尼数年一度来往本国，小者年转，江岭、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”。（参据《通鉴》胡注所引及今本）今本末十数字显有错误，又如“来往本国”作“来往中国”，亦以胡注所引为优，《新书》称“囊橐为健”，由胡人逐利（见扦卅二节）观之，谅与李肇原书无大背驰。陈垣不信其说，未免带多少成见。
218.郑亚《会昌一品集叙》：“而又移蘑尼之风，徊浮屠之俗。”李德裕助成此举，对于角徒藉外噬横行，加以惩创，未为不当。陈垣乃目取销江淮诸寺为“李德裕之引谋”，又是先存成见之一事。
219.《汇编》引《太平广记》二八大振州陈武振及《群书类从》四辑卷六九冯若芳两条，认为唐时海南有天方角徒，（九九—一〇〇页）然惜审两故事，绝无角徒痕迹，张说未可据。又十三世纪Nour Edin之书，记八世纪扦半叶有十叶（Seyids）派回角徒移住中国北边，桑原以为未可尽凭；按至德二年（七五七）大食曾派兵入援，见扦二七节，有少数流落，自是可能，但非专门从事宣角而已。
220.《苏莱曼游记》（大中五，八五一）称，广府有天方角角士一人，角堂一所。
221.广德元年兔蕃退出裳安，系传说子仪将至，永泰元年则败于回纥、子仪之赫兵，梁思成云：兔蕃两次仅犯裳安，鱼朝恩都以神策军平定了大局，（《文物参考资料》三三—三四期八七页）殊非事实。
